王们除了要按照宫城的样子，在自己的归息之地，修建一定规模的陵园之外，他们还把百官拥立的威仪和气势再现出来，陵墓列石制度因此而产生。我们现在依然能够看到，南朝、唐、宋、明、清帝陵的神道两旁，各具情态的石翁仲（石刻的文武官员），始终寂然地保守着一个王朝的气势和旧梦。
翁仲原来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个大将，姓阮，身高一丈三尺（合今2.39米），忠勇憨厚、力大无比。秦始皇东征六国时，西面狄夷不断滋事侵犯。为了保持西北*事平稳，秦始皇令阮翁仲将兵把守临洮（今甘肃省临洮县）。阮翁仲果然守土有责，不辱使命，多次击退外族侵犯，一时间，名声鹊起，保持了北方安定。翁仲死后，秦始皇用铜铸造了一尊翁仲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作为纪念。后来，匈奴人来咸阳朝拜秦国，远远地看见翁仲铜像，还以为阮翁仲活着，都悄然转身离去。此后，帝王们纷纷效仿，慢慢成为习惯。随着金属用途的扩大，阮翁仲的造像逐渐变为用石头雕刻。后来，人们把铜人像、石人像称为翁仲。作为卫士，翁仲逐渐被列置在帝王陵墓上。
到了唐高祖李渊入葬献陵的时候，用翁仲仪卫皇陵，已经成了大唐帝王丧葬的基本形式之一。公元年（唐贞观九年）农历五月，李渊患上风疾。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不想过多麻烦后人。在弥留之际，李渊下了一道诏书：“陵园制度，务从简约”。而到底怎么样简约，没有人能够知道。一个月后，风疾就淹没了李渊的性命。
当时的治丧班子是相当庞大的，这个班子不光安排皇帝后事的整个细节，应当还细致地推敲过皇陵的规划，比如怎么修建献陵？地面都要有哪些建筑？他们反复斟酌过这些问题。后来，献陵依照东汉光武帝原陵的规格和形制，修建在长安城北四十公里处的京兆三原（今陕西省三原县）徐木原上。当年农历十一月的庚寅日，一队猎猎幡旗把大唐国葬的队伍引向渭北高原上的献陵。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用*土堆积起来的覆斗型陵墓，长方形的陵园夯筑了规整的城垣，四面开着神门。
献陵神门之外列置了一对石虎，司马道两边列置了一对华表（石望柱）、一对石犀牛和几对翁仲。这些翁仲都圆雕而成，高达两米以上。李世民希望司马道两边的翁仲，能像先前那样忠心侍君。就这样，唐帝陵忝列翁仲的葬式，以习惯的方式在献陵确立下来。
大体帝王的心思如出一辙，往后各朝代的帝陵都沿袭了这个习惯。
这些翁仲分为文官和武官两类，文官翁仲持笏肃立、温文尔雅，虔敬中透着睿智；武官翁仲，拄剑恭立、威严肃穆，森然里藏着忠勇，它们大都身材魁梧、宽袍大袖、注视前方，唐代的雕刻艺术家们还赋予他们不同的个性特征，有的若有所思，有的庄重森然，有的虔敬谨慎，有的神清气爽。
翁仲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一个朝代的性格风骨连为一体。年，柳宗元在人生失意之时，与朋友刘梦得分别之时，曾经慨叹：“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近人郭伯谐也留下了：“行人欲问前朝事，翁仲无言对夕阳”。
帝陵翁仲的命运，似乎比皇陵本体要好一些。五代温韬盗掘渭北唐陵的时候，实在对陵园地面的石刻不屑一顾。那时候，他没有办法弄走一尊重达几吨甚至十几吨的翁仲，就是有办法弄走这些前朝故物，他实在不知道这些庞然大物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好处。
唐陵翁仲直接见证过皇陵遭到的匪祸，而自己终无大恙。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唐陵石刻一直没有引起盗墓者的兴趣。
然而，年，陕西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由献陵搬走一只石虎（身长2.5米、高1.7米、胸宽0.85米，重约20吨）。年，又搬走了一只走姿石犀牛（身长3.3米、高2.1米、宽1.2米，重约30吨）。
唐陵石刻似乎有了离开自己曾经执守着的土地的可能。果然，上世纪末，唐宋帝陵前的石刻成为盗墓者觊觎的对象，给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