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登上高高的元古堆，是为了写一部书：《高高的元古堆》。
可视野里的元古堆分明已经有章、有节、有内容了。那么，我是谁？读者。而《高高的元古堆》，似乎成了我的读书笔记。
笔记，真是有的，手书笔记和电子记录累计达到50多万字。两个月后，长篇纪实文学《高高的元古堆》——不，有关元古堆的“读后感”分娩而出。
有些感悟，你不想深刻也难，比如元、古、堆这三个似乎承载着无限时空和深厚文化基因的中国汉字，构成了茫茫三千里陇原上一个极具民间色彩和原生态意味的乡村名称，悄然蛰伏在中国版图上一个不经意的高处。可我登上元古堆才知道，这三个字其实由凡俗的圆、咕、堆三个字简化而来。“咱不是穷幽默，只因咱村50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太多了。元字比圆字少了些没用的皮子瓤子，古字比咕字还少了一张吃饭的嘴哩。”一位老人对我说完，随口唱起了“甘肃花儿”中的《穷人歌》：“穿了个烂皮袄呀，虱子比虮子多。搭到那墙头上呀，麻雀儿垒了窝。世上的穷人多，哪一个就像我……”
“甘肃花儿”和秦腔一样，有唱穷的，也有唱富的；有唱悲的，也有唱喜的。我把它们分门别类地设计成了《高高的元古堆》中某章某节的“题记”，不指望画龙点睛，也不图锦上添花，盖因这“唱”出来的日子况味，分明让我字里行间的锅锅灶灶下面有柴了，有火了，冒烟了。
如果你至今不谙古谚“定西苦瘠甲天下”的悲催意味，就无法参透“元古堆苦瘠甲定西”的无奈与宿命。定西市所辖六县一区均属国家级贫困县，而偏居定西一隅方寸之地的元古堆，分明就是一段如鲠在喉的传说。传，无非是传穷；说，无非是说苦，人间还有这样的传说吗？有元古堆“小百科”之称的村主任郭连兵对我讲：“过去，中国最穷数甘肃，甘肃最穷数定西，定西最穷数渭源，渭源最穷数田家河乡，田家河乡最穷数……唉！”郭连兵的罗列和对比，像极了一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守着古老的石磨筛玉米粉，筛完头遍筛二遍，筛完二遍筛三遍，筛完三遍筛……
剩下的最后一撮秕糠，成了“元古堆苦甲定西”的注解。
而农业专家是这样对我讲的：“只有元古堆脱贫了，定西才算真脱贫；只有定西脱贫了，甘肃才算真脱贫；只有甘肃脱贫了，中国才算真脱贫。”
“柳暗花明又一村”。年，元古堆和脱贫攻坚实现了一次无与伦比的美丽相约和海誓山盟，从此不离不弃。来自社会各界的帮扶单位和元古堆在悲壮的誓言中重整旗鼓，在剧烈的阵痛中集体发力，在撞断南墙不回头的呐喊中抱团冲刺。6年来的同舟共济，不可谓不长；6年来的携手前行，不可谓不短。元古堆，终于在命运的悬崖上实现了紧急避险并化险为夷。年，脱胎换骨的元古堆整体脱贫提前两年出列。至此，擦干了眼泪的元古堆以惊艳的芳华，成为*土高原上横空出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元古堆的脱贫摘帽，有两个卓尔不群的标志：年，元古堆荣膺“绚丽甘肃·十大美丽乡村”称号；年，元古堆蝶变为中国脱贫攻坚示范村。民间还冒出了这样的说法：北元南十。元，指元古堆村；十，指湖南省的十八洞村。
蝶变，不仅需要理由和根据，更需要求证和呈现。我在《高高的元古堆》里尽可能地提供了谜底，包括元古堆无法复制的神秘与传奇。
元古堆——定西——甘肃——中国，当这几个关键词构成共和国脱贫攻坚历史上一个绵长而特殊的链条，那环环相扣的一环、一环、又一环里，已经有了无与伦比的现实性和象征性。每一环，都构成了《高高的元古堆》中的每一个章节，比如《村与家：一根穷根两苦瓜》《从“三茅”走进WC》《“牛蹄窝子”和元古堆的路》，再比如《从“犟驴”“老*牛”到“领头羊”》《马拉松来到元古堆》《“罐罐茶”里的饮水往事》《“冠状”疫情时期的保护神》……
其实，我也曾差点和元古堆失之交臂。年7月，我接到中国作协一位学者的电话，说是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作协拟组织部分作家分赴全国部分重点脱贫地区采访，建议我考虑一下，在随后发来有关被采访地区的名单中，我的目光盯住了陌生的江南某地。学者说：“写透一个村庄，何不选择你熟悉的呢？”
当时我仍然尚未确定是否选择元古堆，恰恰因为我老家在甘肃天水，反而抵不住江南水乡的诱惑。而元古堆这个生僻而古怪的名字，转瞬，居然忘记。
年8月我应《小说选刊》杂志之约参加了“著名作家看渭源”采风活动，当一块大卧石上的“元古堆”三个字闯入眼帘时，我倏然一愣，我万没想到会提前和元古堆相遇。那天，伫立在绵绵细雨中的我冥冥意识到：我和元古堆的缘，开始了。这样的缘，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本身就很文学。
后来，我两次从天津出发直奔元古堆。此定西已不是彼定西，此元古堆已不是彼元古堆。站在高高的元古堆上，我唱了一曲“甘肃花儿”《上去了高山望平川》：“上去（了个）高（呀）山（者）望（哎）平川，平川里（哎）有一朵（呀）牡丹……”顿时山鸣谷应，那是元古堆的声音，当然也是我的。
我在接受《文艺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元古堆最值得用文学书写的元素，是元古堆人由保守、封闭、怯懦、抱怨到自省、唤醒、拼搏、挑战的心路历程。”
因为，元古堆无疑是中国万千乡村中的异数。当年我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在水一方》《走出“心震”带》时，曾走遍了大江南北的不少乡村，可当我的目光聚焦元古堆时，才发现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疗伤的方式和飞翔的姿态里，悲喜交加，有些悲，像悲也不像悲；有些喜，像喜也不像喜。
我在《文艺报》的访谈中说过，中国广大贫困地区的样态大同小异，区别在于贫困程度的大小；全国的脱贫攻坚战从方法到效果伯仲之间，区别在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迥异。元古堆绝不是全国万千乡村中的王家庄李家坪张家屯孙集寨赵家窑，元古堆就是元古堆，因此，我试图从四个视角切入创作的经纬，一是历史视角，二是社会视角，三是生活视角，四是地方民间文化视角。同时力求以点带面，把元古堆融入中国乡村的大背景中横向观察，把全国的普遍性和元古堆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把广大贫困地区的共性与元古堆的个性结合起来。我很清醒，为了不陷入千篇一律的泥淖，我必须向原汁原味的元古堆靠近。
登元古堆，不光得拾阶而上，而且要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三回头。我以元古堆为轴心，采取由外到里寻迹觅踪、由里到外辐射扫描的方式，考察了元古堆及周边田家河、会川、渭源、临洮、定西、天水、通渭等10多个市、县、乡的历史变迁、人口演变和风土人情。同时采取进村入户、围炉夜话、同吃同住等形式，先后采访60多名包村干部、村社干部和村民，电话采访20多名参与帮扶工程的建设者、10多名在外地打工的元古堆村民，并以建立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