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口述影像历史”项目的第二期工程，《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三卷本）近期由中国摄影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丛书介绍
《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系列丛书共三卷，结合影像资料，通过60位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一辈摄影师本人的口述整理和采访，将口述、访谈与文献资料互为对照，深入挖掘了历史的真相，展现了中国摄影师的群体形象。摄影师的口述复活了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年代，使历史更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为新中国摄影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影像史料和影像文本。
这个年龄段的摄影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阶段的发展，他们的代表作品或他们的黄金创作期，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这些摄影师既衔接了前期战地摄影阶段的影像，又后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影像，尤其是-年的影像。在这些年代，无数个代表性的瞬间，铭记了共和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记忆：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一五计划、土地改革、农业合作社、三反五反、“文革”、中美建交……
这些摄影师的经典影像和其经历不仅承接着中国摄影发展的脉络，也串起了国家记忆，无论对摄影史本身的研究还是对社会发展史研究，都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今天，《荐书》栏目从第二卷中摘编老摄影家茹遂初的口述，感受这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摄影家的摄影精神和情怀。
摄影，一干一辈子！
要搞好画报的专栏连载，首先要选题得当，得是读者想要知道但不知道的，这样对读者才有吸引力。题材要丰富多彩，知识性要强，富于形象，有积极的政治意义，而又不和政治直接联系，能引起读者的普遍兴趣。
同时，要处理好每个专题之间的关系，既要有共性，又要有个性。没有共性就不成其为连载，而没有个性，相互雷同，连载也就没有必要了。——茹遂初
17岁走上摄影这条道
记者：您为摄影事业奋斗了一生，当初您是如何走上摄影这条道路的？
茹遂初：年我参加了工作，开始是在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由于工作需要，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我先后做过誊写员、生活干事、编辑，后来领导又安排我做了文字记者。我的文化程度很低，社会经验更是谈不上，加之人显得又瘦又小，一副未成年的孩子相，作为文字记者外出采访，说句老实话，连我自己都缺乏信心。恰好这时西北总分社总编辑林朗从北京开会回来，带回东北总分社送的战争时期缴获的几台日本老式相机和两台苏联相机。林朗高兴地说，有了相机，我们也要搞新闻摄影。就这样，西北总分社摄影科应运而生。
那时候只有编辑部的秘书黄修一在参加革命前玩过相机，略通摄影技术，总分社领导便委派他为摄影科科长。摄影科成立了，自然要招兵买马，对我来说，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动了学习摄影的念头。总编辑林朗很痛快地答应了，但他对我说：你可别干几天就不干了。我回答说：不会的。就这样，两三分钟的谈话决定了我在事业上的“终身大事”，从此便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一辈子！
记者：您还记得第一次拿起相机拍照的情形吗？
茹遂初：摄影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全新的事情，学习是从零开始的。我们的启蒙老师就是摄影科科长黄修一，他告诉我们摄影最基本的常识，并交给我们一台老式的胶壳相机去实习。里面装的不是胶卷，而是缠在胶卷轴上的放大纸。黄科长对我们说：拍摄时曝光时间长一点，显影后放大纸上会形成负像，体会体会就行了，别浪费胶卷。这已是60多年前的事了，至今记忆犹新。“别浪费胶卷”这句话，在我的耳边响了一辈子。摄影科成立不久，就从当时西安一家有名的大照相馆请来一位师傅，他叫倪翰章，为摄影科初创时的建设出了不少力。在摄影技术上他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
我们几个初出茅庐、未经专业培训的“摄影记者”，很快便装备起来。所谓装备，也就是有了一台像样的相机。我们开始投入了摄影采访，照片也开始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并对外发稿。尽管当时由于拍摄技术和印刷条件差，登在报纸上的照片影像不那么清楚，有人戏说像“黑板报”，但大家还是很高兴，毕竟是一个开端。
亲历新中国土地改革
记者：20世纪50年代初，您曾在青海民族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并担负摄影报道任务，参加并用影像记录这一历史性的变革，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影像资料。请说说您这段经历。
茹遂初：是的。年，组织上安排我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接受干部轮训半年左右，结业后被学校抽调参加土改工作团，前往青海参加土地改革并担负摄影报道任务。出发前，林朗交给我一封西北土改委员会给青海土改委员会的介绍信，请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适当的安排。就这样，我以土改工作队队员和记者的双重身份，在青海民和县、湟中县先后参加了三期土改的全过程。青海土改委员会考虑到我的双重身份，为便于采访工作，安排我去一个干部配备比较强的土改工作队，领队是青海省委秘书处处长柳一，他是一位群众工作经验比较丰富、政策水平比较高的老同志。
第一期土改，他留我在乡上，这样工作接触面广一些，可以到各村走动走动，有利于采访。第二期土改时，我想更深入参加到土改工作中，更直接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在我的请求下，柳一同志安排我和另外一位同志负责一个村的土改工作。我们住在农民家里，吃的是派饭，就是由乡村干部安排轮流在农民家里吃饭。
土改工作开展后，宣传政策、评定阶级成分等一系列工作，免不了会议多，有时白天开，有时晚上开，我住的那户农民家房子比较大。就成了会场。有时不开会，热心的农民也会来这里聚会……
年，青海民和县川口区第二乡的农民代表用投豆的方法选举农会委员。坐在前排的是候选人。（《青海土改》组照之一）
年，青海民和县土改中，贫苦农民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青海土改》组照之二）
年，青海民和县磨沟村雇农冶金财在土改中分得2.5亩水浇地，这是他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动。（《青海土改》组照之三）
记者：您以土改工作队队员和记者的双重身份参加土改，并做相关报道工作，这在当时摄影记者中恐怕也是少有的。在您的记者生涯里，是不是唯一的一次？您是如何把土改工作和报道工作结合起来的？
茹遂初：像土改时这样特殊的双重身份，在我的摄影记者生涯中的确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当时我既是(而且首先是)一名土改工作队的队员，同时我也是一名担负报道任务的摄影记者。这种双重身份，与单纯下去采访有所不同，由于参加到土改之中，天天从早到晚和农民在一起，而不是旁观，因此对土改的认识和感受可能更直接一些，对农民的了解和观察可能更细致一些，对农民感情的体会可能更深刻一些。
在民和县川口区磨沟村参加土改时，我选择了一位名叫冶金财的回族雇农(回族名字叫冶依布拉)拍摄了一组照片，从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到分胜利果实——土地、农具、牲口等，我都逐一记录了下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当冶金财这个为地主扛了一辈子长工，自己却无立锥之地的贫苦农民，在土改中分得2.5亩水浇地，当他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作时，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喜悦。尽管我拍摄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耕作场面，但它却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深刻变化。画面前方那块分配土地时插的牌子，突出了这张照片的时代特征。
土改工作和土改报道这两者并无矛盾。那时我每天随身带着相机，参与土改的各种活动，随时将我认为有价值的镜头和使我激动的场面拍摄下来。因为我所带的胶卷有限(在青海工作了八九个月，总共只用了10来个胶卷)，为了节省胶卷，以便多拍一些照片，我只能一张一张地拍，一般一个镜头只拍一张，拍两三张的很少。
……
记者：据我所知，土改这批片子原底不在您手里，过了半个多世纪，您是如何想起并寻找到这批片子的？
茹遂初：是的，过去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底片都要交所在单位作资料归档保存，原底不在我手中很正常。而且时间久了，此事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淡忘。年前后，我买到一本国外出版的大型画册《世纪》（CENTURY），它以编年的方式，图文并茂地介绍20世纪世界发生的一些大事。我无意中在年那一栏中，发现有一张反映中国土地改革的照片很眼熟，就是那张《土改中贫苦农民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的照片。由于事情相隔半个多世纪，一时不敢确定这张照片就是我拍的那张。这些照片现在是否还在？保存在什么地方？我萌发了寻找这些照片的想法。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我供职于西北新闻局，土改结束后我调至西北画报社，这批底片也移交到西北画报社。年大行政区撤销，西北画报社也随之撤销，我调到了人民画报社。在我的印象中，西北画报社撤销时，图片资料一部分留给了地方，一部分移交给正在筹建中的民族画报社。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托民族画报社当时的总编辑车文龙同志帮我打听一下，不久后我得到他肯定的答复：这批图片资料还在。当我在民族画报社的资料室里看到一本本保存完好的资料册和底片夹时，真是感慨万千。感谢民族画报社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使这些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重见天日。
年，在《大众摄影》杂志几位领导的建议下，这组照片以“曾经的岁月”为题在“大众影廊”展出。
年，青海民和县分得土地的农民欢呼土改胜利完成。（《青海土改》组照之四）
年开始从事画报的专题摄影报道
记者：您是何时开始从事画报工作的？
茹遂初：年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决定办一本面向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八开本大型画报，用汉、维吾尔、哈萨克、藏、蒙5种文字出版，刊名就叫《西北画报》。年上半年我从青海回到西安后，就参加筹建《西北画报》的工作，原西北新闻局摄影科全班人马成了画报的班底，由黄修一同志担任主编。领导安排我担任记者组组长，那时组里大约有八九名摄影记者，大多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西北画报》是双月刊，从年9月创刊，只存在了两年的时间，总共出了12期，年大行政区撤销，西北画报社也随之撤销。
尽管《西北画报》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在我的记者生涯中迈出了新的一步，作为画报记者，我开始转向采摄图文结合的专题摄影报道。那时我们学习的样板就是《苏联画报》和《人民画报》。
年大行政区撤销，原西北画报社的部分同志调到北京民族出版社，准备筹建《民族画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来北京时领导还让我带队，但没想到来北京后，到车站接我们的出版总署人事处的同志告诉我们，情况有一些变化，我和任诗吟两人改去外文出版社，那时《人民画报》是外文出版社下属的一个编辑部。就这样一个变化，使我意外地去了《人民画报》，继续担任摄影记者。
……
记者：您在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引洮河水上山》，年曾接连两次在国际摄影展览和摄影比赛中获奖，可以说是您的成名之作。
茹遂初：《引洮河水上山》是“大跃进”期间我在甘肃拍摄的。甘肃历史上以干旱闻名，年在“大跃进”的背景下，甘肃省提出要修建一条山上运河，把过去白白流走的洮河水全部引上山，使万亩干旱的土地得到灌溉，还可以发电、行船。这正是千百万饱受干旱之苦的农民梦寐以求的。一声号令十几万农民大军开赴工地，打响了一场改造自然的战斗。
年12月我接受编辑部任务，怀着激动的心情前往甘肃采访这一伟大工程。当我来到工地时，立即为那个年代那种特有的热火朝天的气氛所感染，更为农民兄弟为改变干旱贫穷面貌所迸发出的劳动热情所感动。……根据工地领导机关的介绍，九甸峡是全部工程最艰巨的一段，战斗在那里的是主要由共青团员组成的青年突击队。……九甸峡真是名不虚传，在洮河两岸耸立着高达数百米的悬崖峭壁，形成一条狭长的山谷，从山上俯视，洮河成为一条细细的白色带子。农民兄弟就在这令人望而生畏的悬崖峭壁上，用简单的工具在坚硬的岩石上开凿运河，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经过仔细观察，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和场面都很典型，我只对人物的位置稍作调整，就不失时机地拍摄了这幅照片。为了增加画面的层次感和气氛，我采用了逆光。拍摄时我用的是禄莱双镜头反光相机，除了黑白片，同时还拍了彩色反转片。
年《人民画报》以《洮河引上彩云间》为题，发表了这组专题报道。随后《中国摄影》杂志年第3期也发表了这幅作品，标题为《要把洮河引上山》。年10月，《引洮河水上山》这幅作品先在匈牙利举行的第三届国际艺术摄影展览会上获得金牌奖，几乎与此同时，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办的“社会主义胜利”摄影比赛中获一等奖。这张照片虽接连获奖，但以血肉之躯奋战在引洮工地上的农民兄弟却未能圆了他们战胜干旱、摆脱贫困的梦想。由于决策者的冒进，超越了现实可能性，两年后，曾被视作伟大创举的“引洮上山”工程被迫悄然下马。《引洮河水上山》这幅摄影作品，与当初拍摄时的愿望相反，成为“大跃进”年代的一曲时代悲歌。
《引洮河水上山》甘肃临洮，年
九次去新疆，累计在新疆工作近四年
记者：您大部分采访活动在边疆民族地区和基层，新疆您去的最多？
茹遂初：对，新疆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前后加起来有9次，累计在新疆度过近4个年头。调到《人民画报》后，第一次去新疆（也是我第三次去新疆）是在年秋。那时社领导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中科院综合考察队在新疆阿尔泰山开展科学考察活动，经与中科院综合考察队联系后，领导要我立即赶往阿尔泰采访。为了争取时间，领导批准我可以乘飞机去乌鲁木齐。那时出差乘飞机的情况是极少有的，何况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飞机票价要多元，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时飞北京—乌鲁木齐这条航线的是中苏航空公司的里－2型飞机，飞机很小，只有12个座位。从北京到乌鲁木齐要两天，中途在兰州过夜。
到达乌鲁木齐后，又转乘客运的大卡车走了4天才到达阿勒泰。我是8月27日离开北京的，9月4日到达阿勒泰，光旅途就花了9天时间。正好考察队在阿勒泰休整，我很容易地就和他们取得联系，并加入了他们的队伍。9月6日考察队再次进入阿尔泰山，一个重要目的是寻找阿尔泰山是否存活红松林（阿尔泰山大多是西伯利亚落叶松）。考察队一行骑马一直深入到今天鼎鼎大名的风景区喀纳斯。
考察队任务完成出山时，我打算补拍几个进山时未能拍到的反映阿尔泰山自然景观的镜头，需要离开队伍一段时间。出于安全的考虑，考察队派了一位随队的哈萨克族战士跟我做伴。所幸一路有惊无险，晚上我们平安归队。前些时候我在整理老照片时，发现当年拍摄的一张喀纳斯的彩色风光片，距今已有60年了。它可能是记录喀纳斯自然风光最早的一张彩色片。年第1期《人民画报》以“探索自然的秘密”为题发表了这组专题报道。
……
《喀纳斯风光》新疆阿勒泰，年
年，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在阿尔泰山的密林里开展科学考察。
记者：年您一直在南疆采访，南疆您是第一次去吧？
茹遂初：南疆一般指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它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盆地。盆地的中部是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是我国第一大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流经盆地的塔里木河全长千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盆地的边缘为山麓戈壁带，宽度约10—30千米，表面由2—3米厚的砾石层组成，水均渗入地下，地面寸草不生。在戈壁带和沙漠带之间的冲积平原上散布着多个大大小小的绿洲。年春，新疆荒地勘测设计局一支荒地概查队前往塔里木盆地进行荒地调查，我随队采访。……
……
《沙漠勘探队》塔克拉玛干沙漠，年
年，荒地概查队的队员在野外土壤分析室中工作。
记者：年您在南疆还到过哪些地方？采访了哪些题材？
茹遂初：那次南疆之行我差不多围绕塔里木盆地跑了大半圈，先后在库车、喀什、莎车、叶城、和田等地采访，主要拍摄反映维吾尔族人民生产、生活和当地风情的片子。年第3期《人民画报》以“富饶的南疆”为题，用6页的篇幅刊登了这组专题报道。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由廖承志同志主持编辑的巨型画册《中国》，选用了我的14幅照片，算是比较多的，其中有不少就是这次在新疆拍摄的。这次去新疆是我9次新疆之行中最长的一次，从年8月27日离开北京，到年年底返京，长达16个月。
年，新疆库车巴札（集市）上卖烤羊肉串的摊贩。
六十年代两次去西藏，再次去新疆
记者：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也就是“文革”之前的那一段时间，您有哪些较大的采访活动？
茹遂初：在这段时间里，年和年我曾两次去西藏，年再次去新疆，对我来说都是较大的采访活动，每次都长达三四个月。
年我第一次去西藏时，拉萨还未通航，走的是青藏公路，乘的是部队后勤运输连运送物资的卡车。沿途都有兵站，食宿没有问题，不过运输连是集体行动，一个车队浩浩荡荡走得比较慢，从西宁到拉萨走了10天。这次去西藏主要的采访任务是反映民主改革后西藏的变化。我先去藏北当雄牧区，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的赛马会。赛马会是草原上的盛会，牧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一时间草原上出现一个热闹的帐篷城，对于采访来说，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在这里逗留了将近10天，拍摄了赛马会期间的各种活动和牧民生活。
年，西藏当雄牧区一年一度的赛马会期间，草原上热闹非凡，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牧民在草原上建成了一个帐篷城。
年至年期间，西藏当雄牧区牲畜总头数增加40%，牧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图为年拍摄的当雄牧民日常生活一景。
西藏乃东县凯松乡民主改革后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万余斤，比民主改革前增加了一倍有余。图为年凯松乡粮食又获丰收。
民主改革后，当雄牧区的畜牧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从年到年牲畜总头数增加了40%。牧民索朗在民主改革前是宗政府（“宗”相当于县）的奴隶，家中没有一头牲畜。民主改革时他家分到33头牛和一匹马，经过他的苦心经营，年已发展到55头牛，其中有15头是奶牛，那年仅酥油就生产了多斤。年第4期《人民画报》以“当雄牧区景象新”为题发表了这组专题报道。
9月我去山南乃东采访民主改革后原凯松庄园的变化。凯松庄园是西藏大农奴主旺青格勒在山南地区的6个庄园之一，年这里的多个农奴组织起西藏第一个农会。凯松庄园民主改革后已改为凯松乡，我打算通过这个庄园的今昔对比，反映民主改革后西藏农村的变化。
我第二次去西藏是年，釆访西藏自治区成立。为了配合自治区成立，还做了《拉萨在飞跃前进》《翻身农奴喜丰收》《新人·新生活》等反映西藏新面貌的专题采访报道。《新人·新生活》这组专题报道，反映了昔日的农奴已在不同的岗位开始了新的生活，成为一代新人。农奴出身的白玛，民主改革后成长为一名电影放映员，为了使藏族同胞看懂一时尚无藏语配音的汉语影片，白玛苦学对口形，在放映现场为电影中的人物配音，深受藏胞欢迎。
年我第4次去新疆，先在北疆的准噶尔盆地采访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和农七师开发的几处农场。经过10多年的开发建设，这些农场已颇具规模。当年10月去南疆和田采访，那时和田已通航，乘飞机当日可达，过去从乌鲁木齐乘汽车到和田，顺利的话也得10天的时间。这次和田之行，我先后在皮山、墨玉、于田等县采访了维吾尔族农民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专题报道。年以来和田地区共修建总长达1.7万公里的干、支、斗渠，从根本上改变了和田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年第九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上，我送的6幅作品——《棉花收购站》《千里高原获丰收》《翻身农奴尼玛和他的孩子》《冲沙淤田》《新疆防风林》《奔驰在西藏高原的汽车运输队》全部入选，这6幅作品都是这3年在西藏和新疆拍摄的。
年至年间新疆和田地区共修建总长达1.7万公里的干、支、斗渠，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图为年在和田地区拍摄的穿越戈壁沙漠的渠道。
从年到年，新疆和田地区的棉花产量每年平均增长14.1%。图为年墨玉县棉花收购站里堆积如山的棉花。
年9月，西藏堆龙德庆县庆祝邦堆人民公社成立。
新疆和田地区从年到年植树造林达17万余亩，图为年拍摄的皮山县卫星公社的道路林。
有幸探寻黄河和长江源头
记者：您在“文革”期间曾先后倡议并参与《人民画报》“大河上下”“万里长江”两个专栏连载的采访工作，并主动承担了探寻黄河和长江源头的摄影任务，请谈谈您当时的想法。
茹遂初：年周恩来总理开始亲自过问《人民画报》的对外宣传工作，使“文革”中画报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年上半年，我提出用专栏连载的形式报道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设想，得到了社领导的支持。既然是连载，我主张要从源头开始，会更吸引读者。我向领导表示愿意承担河源的采访任务。
经过一番准备，年8月下旬，我和编辑贾玉江一起踏上了前往青海高原探寻黄河源头的征程。
……
《黄河源头》青海，年9月
记者：请谈谈黄河源头的采访经历。
茹遂初：年8月底我们到达西宁后，一方面在青海省水电局的支持下筹备野外生活的必要装备，另一方面我和贾玉江同志抓紧时间跑省图书馆，查阅历代有关黄河源头的资料。9月13日我们来到地处黄河最上游的玛多县，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帮助下，我们这支河源摄影采访组很快组成，成员有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位工程师，青海省水电局两位协助工作的同志，县里还派了一名保卫干事，一名医生和5名藏族持枪民兵，再加上我和贾玉江，共12人。9月18日我们离开玛多县，骑着马，赶着一群驮着装备和给养的牦牛，带着一张年河源勘查队绘制的河源地区略图，进入了茫茫的大草原。
河源地区平均海拔高度在0米以上，这里没有绝对无霜期，就是在夏季牧草也只有几厘米高，更看不到树木，人烟稀少，有时一连行走几天也看不到一顶牧民的帐篷。那时野外装备和给养都很差，和现在名目繁多的户外装备是没法比的。野营住的是帆布大帐篷，由于它很笨重，每天支拆都要花费很大的气力。食物主要是挂面和大米，后来大米被供煤油炉用的煤油污染，我们每天几乎只能以盐水煮挂面就咸菜充饥。
由于高原缺氧，我们所带的家用煤油炉火力不旺，根本不顶用，还不如牧区传统的燃料牛粪好使。可要找到立马可以烧的干牛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牧区有个很好的习俗，藏族牧民在迁移时，一般都要在宿营地留下一些干牛粪，供过路人使用。偶尔我们宿营地附近有牧民的帐篷，他们也会给我们送来干牛粪。那时在草原上选择宿营地，一是要有水，有草，这样人畜有水喝，牛、马有草吃；但对人来说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可以找到生火做饭的干牛粪。
高原的气候瞬息万变，一会儿晴空万里，强烈的紫外线照得人的皮肤像火烤一样，一会儿又风雪大作，草原变成白茫茫的一片，使人感到大自然的严峻。我们一边走一边拍摄，高原的自然景观和动植物都是我们拍摄的对象，偶尔遇到牧民的帐篷，也会拍一些反映牧民生活的镜头。
进入河源地区后，经常要过河，那时雨季尚未过去，不知河水深浅。每到这时，队伍里的藏族民兵就先骑马下水探路，然后再把我们骑的马一匹匹地牵过去。水深处，民兵们就骑着马把装器材的箱子扛在肩上过河，免得河水浸湿箱子。说句实在话，如果没有野外生活经验丰富、身强力壮的藏族民兵的帮助，我们恐怕很难实现那次探源计划。我们经鄂陵湖、扎陵湖西行，经星宿海进入约古宗列盆地，沿黄河源流约古宗列曲西行折而向南，终于在约古宗列盆地西南缘找到了一泓从地下涌出的泉水，溢出的泉水形成一条宽不及一米的小溪，这就是黄河源头！这就是年河源勘查队确认的黄河源头。我望着向远处流去的小溪，激动不已，浩浩荡荡、汹涌澎湃的黄河，就始于眼前这条涓涓细流。我顾不得高原反应的不适和旅途的疲劳，急忙跳下马来，乘着透过云隙露出的一线阳光，将黄河源头的自然景观摄入镜头。为了弄清楚当年地图标示的黄河发源地雅合拉达合泽峰与黄河水系有无关系，我们决定继续西行，并最终登上了海拔米的雅合拉达合泽峰。就我们的观察，它与黄河水系并无关系。我们还在当地了解到，“雅合拉达合泽”系“雅拉达泽”之误，藏语并无此名。
这次黄河源之旅往返共29天，当我们风尘仆仆回到玛多县时，等待我的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来看望我们的县委书记手中拿着一封电报，在相互问好之后，他用低沉的声调问：“你们哪一位姓茹？”我即应声“是我”。县委书记走过来将电报交给了我，并握着我的手说：“很不幸，您的老人病故了。”这个突然的消息，使我的一个希望瞬间毁灭了。原本，我计划在完成任务回北京的途中，在西安停留一下，回家看望年迈的父亲，现在这个心愿永远不能实现了。当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思绪万千，不由得泪流满面。在父亲病故后13天我才赶到西安，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这组反映河源地区自然风貌和牧民生活的专题报道，以《黄河源头行》为题，作为《人民画报》“大河上下”专栏连载的开篇，用8页彩色版发表于年第6期《人民画报》，那时整本画报连同四封也只有44页。此外，我们还根据这次采访的实际观察和调查的结果，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报告，指出过去有些出版物中关于黄河发源于雅合拉达合泽的说法是错误的，雅合拉达合泽峰与黄河水系无关；“雅合拉达合泽”这个名称也有误，应该是“雅拉达泽”；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地图将鄂陵湖和扎陵湖的名称标颠倒了。经有关部门确认后，上述几点在以后的出版物中都作了纠正。
在黄河源头采访即将完成时，我因马失前蹄，从马上摔下，腰部受伤，有一段时间不便外出采访，因此未能参加连载后续选题的采访。对我来说，多少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年9月，从星宿海远眺，可见众多的水塘，历史上曾被误认为黄河的源头。
记者：据说，您曾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重上青海高原，探寻祖国另一条母亲河——长江的发源地。
茹遂初：是的，在完成黄河源头的采访后，我一直在做着长江梦。梦想成真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缘。
年春天，我到水电部和报道组的军代表老陈同志谈水电方面报道的事，也顺便和他聊起在黄河的报道连载之后，再搞一次长江连载的设想。经过老陈同志的穿针引线，我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前身）宣传部的程绶台同志就《人民画报》以专栏连载的形式报道长江的设想初步交换了意见，并获得了双方领导的支持，人民画报社决定派我和贾玉江、刘启俊参加长江源头的采访。当时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林一山主任对长江源头的采访非常重视，还亲自出面和兰州军区联系，使这次采访活动的成功有了可靠的保障。
……
记者：说说你们探寻长江源头的经历。
茹遂初：这次采访活动由于有兰州军区和青海军区的支持，采访条件比年我们探寻黄河源头时好多了，可以说是鸟枪换炮。
年7月21日，我们这支由记者、专业人员和支援的解放军官兵组成的摄影考察组共28人，分乘3辆北京吉普车和两辆10轮传动的牵引车离开西宁，经格尔木沿青藏公路西南行，5天后到达沱沱河沿。这里是青藏公路上的一个小镇，摄影考察组以沱沱河兵站为依托，沿公路两侧进行了数日的考察活动，为进入江源地区进行适应性锻炼。尽管医院为我们每个人都进行了严格的体检，并经医生认可才上路，但仍有几名成员因高山反应强烈，不得不连夜被送回格尔木。8月12日，我们从青藏公路道班处离开了青藏公路，向西进入高原荒漠和高原草甸地区，目标是探寻沱沱河的源头（也就是长江的源头）。这里地势高寒，植物的生长季节极短，牧草稀疏，基本上属于“无人区”，只有在夏季有极少数的藏族牧民来这里游牧。我们一路上很少看到放牧的牛羊，但常常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特有的藏羚和藏野驴。那时还没有盗猎者，这里可以说是高原动物的天堂，它们的存在为荒凉的草原带来了生气。由于没有道路，车子不时陷入沼泽地，就是那10轮传动的牵引车也无可奈何，好在有经验的驾驶员早有准备，带了几块厚木板，每当车轮陷入草甸或沼泽地，就往轮子下垫木板。但要把陷进去的车子弄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海拔已是多米，空气稀薄，含氧量大约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左右，要把陷进去的车轮挖出来再垫上木板这样的力气活，最棒的小伙子干不了两三分钟就气喘不止，有时得花一两个小时才能把陷进去的车子弄出来。就这样，5天的时间我们才走了多公里，有时一天只走十几公里。每当车子陷入沼泽地，我就不免想起马匹和牦牛。好在出发之前，我们已考虑到这一点，在沱沱河畔通过当地政府向藏族牧民雇用了马匹。因此我们决定在沱沱河畔安营扎寨，等候马匹的到来。
草原上没有任何联络工具，送马的藏族牧民能否找到我们不能不让人担心。8月18日，让大家喜出望外的是，赶着马匹的藏族牧民按事先的约定顺利和我们会合了。但随之而来的一连三天的风雪，不仅使我们无法出发，而且送来的马匹在风雪中失散了11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队里决定一部分同志留守，记者和专业人员组成两支小分队，分头轻装前往各自的目的地。我们这支小分队共8人，除我之外，还包括人民画报社的刘启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石铭鼎、原更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史学增，人民中国杂志社的沈延太，葛洲坝工程局的齐克，青海日报社的王启发。我们这支小分队的任务是沿沱沱河南行，直奔江源。另一支小分队由人民画报社的贾玉江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刘永恩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绕各拉丹冬雪山群东去尕尔曲的源头岗加曲巴冰川。
《大江之源》青海，年8月25日
记者：当您万里迢迢来到长江源头时，心情如何？
茹遂初：我们这支小分队骑马沿沱沱河向南行走了两天，越过连绵不断的沼泽地，终于在8月23日黄昏到达朝思暮想的大江之源——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峰下的姜根迪如冰川，在海拔近米的冰碛丘上支起登山帐篷。面对暮色苍茫中的各拉丹冬雪峰和冰塔林立的姜根迪如冰川，我真想大喊一声：我们来了！但只有通过镜头，把长江源头壮丽的自然景观展现给读者，才是我们此行的最终目的。晚上我蜷缩在睡袋里，思绪万千，兴奋、压力，再加上高山反应，使我久久难以入睡，迷迷糊糊中期望老天帮忙，第二天有个好天气。谁知天公不作美，第二天是个大阴天，无奈我只好利用这个时间熟悉周围环境，并选取了一个俯瞰姜根迪如冰川拍摄大场面的理想角度。
记者：从您拍摄的《大江之源》照片看，您很幸运赶上了一个好天气。
茹遂初：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第三天（8月25日）我钻出帐篷一看，不由得喜出望外。这天是个万里无云的大晴天，各拉丹冬雪峰和冰塔林立的姜根迪如冰川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显得格外壮丽。我急忙吃了几口橘子罐头（由于高山反应，几乎没有食欲。我们所带的干粮——油炒面、牛肉干、压缩饼干都难以下咽，只有水果罐头还可口，但每人只分得一瓶，因此每次只能吃几口），背上相机包，扛起三脚架，迈着沉重的步子出发了。因为我选择拍摄姜根迪如冰川大场面的角度，下午时的光线效果最好，因此上午我先在附近拍摄了一些中近景的镜头。临近中午，我便向昨天选好的拍摄大场面的角度爬去。这里海拔已近0米，又是上坡，加之我背着沉重的相机包，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大气，想加快速度，但力不从心，虽然只有几百米，差不多用了两个多小时才爬到预定的拍摄点。放眼望去，雪山、冰川以及冰川消融形成的辫状小溪，形成一幅十分理想的画面。我急忙架起哈苏相机，经过仔细观察，要表现出长江源头壮丽的自然景观，需要拍摄一套四接片。咔嚓，咔嚓，咔嚓，我连拍了3张，当我按到第4张的时候，没想到快门按不下去了。啊，片子用完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这样的问题，真叫人着急。我赶快换上黑白片后背拍了两套接片，又拿起相机拍了彩色负片。接着给哈苏相机暗盒换装彩色反转片。正在装片的时候，没想到云彩上来了！高原的气候真是瞬息万变，当我装好了片子，天空已布满乌云，我坐在山坡上一直等到傍晚，太阳再未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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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长江之源”这组专题报道何时在《人民画报》刊发的？发表后影响如何？“万里长江”专栏连载陆续刊发后，读者反映怎样？
茹遂初：年第4期《人民画报》在“万里长江”专栏连载的开篇中，用《大江之源》这张照片作为主题照片，以跨页的篇幅刊出，第一次向国内外读者展现了长江源头壮丽的自然景观。而在这之前，长江源头是什么样子，是无人知晓的。我想这就是摄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作用和价值所在。在传递具象信息时，摄影具有直观、真实、准确的优势，同时使读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这是文字描述无法或难以相比的。30多年来，这张照片曾多次为杂志、书籍、画册所采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长江”条目也采用这张照片作插图。通过这次对长江源头的探索性采访和考察，并经有关部门确认和批准，《人民画报》在“长江之源”的专题报道中首次公布了长江的发源地在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的姜根迪如冰川。之后，新华通讯社也于年1月13日正式发布消息：“经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查勘的结果表明，长江源头不在巴颜喀拉山南麓，而是在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沱沱河；长江全长不止公里，而是公里。”在新华社发出上述消息的第二天，美联社也从日本东京就此事发了一条电讯，转述了新华社上述电讯的内容。由于这次考察的成果，使长江的长度超过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的亚马孙河，上升为世界第三大河。从此以后，新的出版物中都根据《人民画报》的报道和新华社的消息，修改了过去关于长江发源地和长度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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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纪行”专栏连载的诞生
记者：您曾倡议并参与《人民画报》“丝绸之路纪行”专栏连载的采访工作，它在您的记者生涯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请说说您当时的想法。
茹遂初：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开始接触“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时，就萌发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在画报上开辟专栏连载的想法。大约是年，当时文物领导小组负责人王冶秋有一次和我谈起，他想出版一本关于“丝绸之路”的画册，但内容仅限于新疆出土的汉唐织物，他希望我帮助拍摄（因为当时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搞摄影的同志都下放了），并通过外文局正式借调我一段时间。同时，王冶秋还联系新疆历史博物馆派人专程将新疆出土的汉唐丝绸和织物残片送到北京来。我在故宫临时布置了一个摄影室，相机和胶片都是我从人民画报社带去的。记得我当时用的是一台可以拍页片，也可以拍胶卷的5英寸林哈夫相机。拍摄丝绸，一是色彩还原要准确，应和原物一致，二是丝绸的纹理要表现清晰，质感强烈，这两点的关键全在于布光。我花了一段时间将新疆送来的丝绸和织物残片全部拍完。这批片子移交文物出版社后，由北京大学宿白教授撰文出版，书名《丝绸之路——汉唐织物》。这本画册的拍摄和出版的亲身经历，使我对“丝绸之路”这一主题更感兴趣。年我正式向画报社领导提出在《人民画报》上开辟“丝绸之路”专栏连载的设想，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未能实现。粉碎“四人帮”后，极“左”思潮逐步得到纠正，年旧事重提，在社领导兰志安同志的支持下，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
记者：“丝绸之路”的采访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进行了多久？您在这一专栏连载中担负了哪些专题的采访？
茹遂初：在领导决定由我和陈和毅、黄祖安、杜泽泉同志分工担负这一专栏连载的采访和编辑工作后，为了完成这一涉及广泛历史和地理知识，科学性和知识性都比较强的专栏采访任务，我们先后拜访了考古学家夏鼐教授、历史学家宿白教授和国家文物局陈滋德同志，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同时翻阅了大量资料，并制订出专栏的选题计划。
釆访工作进行了两年，年我主要在陕西和甘肃采访，前后有4个多月；年我主要在新疆采访，工作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并争取拍摄到之前从未发表过的文物。例如库木图拉新2号窟顶壁画《菩萨群像》就是首次在《人民画报》上发表的。又例如“古代东方名城——西安”这一专题里发表的唐三彩奔马就是在当时西安市文管会的文物库房里发现的，我提出拍摄请求，经文管会领导研究后同意我拍摄，并让技术人员修复原本断的马腿。四蹄腾空的“奔马”，在唐三彩中极为罕见，而这件文物又是三彩加蓝（三彩之外多一个蓝色），更显珍贵。
记者：“丝绸之路纪行”专栏连载发表后的反响如何？
茹遂初：“丝绸之路纪行”专栏连载在《人民画报》上陆续发表后，特别引起了外国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