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録之學，源遠流長。自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撰著《别録》《七略》，其後各朝各代，皆有目録之作。據學者梳理統計，從西漢至明末，官書目録有六十種，私家目録七十七種，史家目録十四種，共一百五十一種。[1]有清一代，各類書目合計多達千餘種。[2]在清代以來學人所編撰的綜合性目録書中，地方文獻書目是其中較有特色者。清人所撰地方文獻目録，今有傳本者就有《中州集略》六卷（張宗泰）、《海昌經籍志略》十六卷（管庭芬）、《萊郡經籍考》四卷（侯登岸）、《海虞藝文目録》十六卷（楊英彝）、《畿輔經籍目録》十六卷（佚名）、《畿輔藝文志》八卷（史夢蘭）、《淮安藝文志》十卷（佚名）、《温州經籍志》三十六卷（孫詒讓）、《錫山歷朝著述書目考》正編六卷續編三卷補編三卷（高鑅泉）、《金華文萃書目提要》八卷（胡鳳丹）、《杭州藝文志》十卷（吴慶坻）、《湖北書徵存目》十四卷（張康遜原輯、張國淦續輯）、《襄陽藝文略》五卷附録一卷（吴慶燾）等三十餘種。[3]其中孫詒讓《温州經籍志》，以其收録完備、體例謹嚴、考録精當而對後世影響尤巨。
歷史上的甘肅，人文薈萃，也曾産生了大量的著述文獻，清代以來也曾有學者編纂過文獻書目，如清邢澍《關右經籍考》、乾隆《甘肅通志》之《藝文》篇、清安維峻《甘肅新通志·藝文志·著書目録》、民國《甘肅通志稿·藝文》篇，張維《隴右著作録》《隴右方志録》、王烜《甘肅文獻録》、郭漢儒《隴右文獻録》等，諸書目著録地方經籍，發凡起例，均有功於甘肅地方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但是，由於歷史的局限，這些書目在著録圖書的數量及品質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問題。因此，郝潤華教授帶領其學術團隊集八年之功編撰了迄今爲止最完備的《甘肅文獻總目提要》（85萬字，甘肅人民出版社年出版）。該書目所考察研究的古代甘肅著述文獻，大致包括生於辛亥革命（）以前甘肅籍（按现代行*區劃）文人（包括郡望、占籍）所編撰的歷代各類著作（不包括金石碑刻、敦煌文獻及少數民族語言文獻），包括經、史、子、集、叢書五部分，既包括現存文獻，也包括已散佚文獻。該書目總體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及價值：
一、著録文獻豐富
甘肅歷史悠久，並有着豐富的文獻遺存，如《漢皇德傳》《秦嘉集》《趙壹集》《筆心論》《帝王世紀》《潛夫論》《針灸甲乙經》《拾遺記》《傅子》《敦煌實録》《人物志注》《十三州志》《隋朝儀禮》《貞觀氏族志》《柳毅傳》《開元天寶遺事》《經世大典》《月令通纂》《空同集》《（嘉靖）秦安縣誌》《乾象古今集説》《涼州府志備考》《二酉堂叢書》《諫垣存稿》《續通鑒紀事本末》等，因此，清代以來學者多有總結與梳理。清代學者安維峻於光緒末年修纂《甘肅新通志》，在《藝文志》中立“著書目録”，著録隴人著作近八百種。民國時期，蘭州學者王烜編撰《歷代甘肅文獻録》、《大清甘肅文獻録》及《歷代甘肅文獻補録稿》三種（合稱《甘肅文獻録》），著録清以前甘肅學人著述餘種。甘肅臨洮學者張維編《隴右著作録》，著録清以前甘肅學人著述近種，還撰有《隴右方志録》及《隴右方志録補》，凡著録甘肅各類地志約部；[4]其子令瑄又續撰《隴右著作録補》一卷，補録民國甘肅學人著述餘種。又有甘肅定西學者郭漢儒編撰《隴右文獻録》二十四卷，著録民國以前甘肅學人著述近種。以上幾部書目不僅著録甘肅人的著述，還著録了寧夏、青海等地學者的著作。而郝潤華教授主編的這部《甘肅文獻總目提要》著録甘肅地方文獻共計餘種，包括經部餘種，史部餘種，子部餘種，集部餘種，叢書部12種。著録數量遠超前人同類書目。全書以現代地理行*區劃爲準，只著録甘肅籍學者的著述（也包括個别常年生活於甘肅的學者），因此，就數量與輻射面來説，此書目基本上囊括了古代甘肅人的全部著述文獻，爲全面考察研究甘肅的歷史文獻與學術文化提供了豐富的文獻數據。就拿《通渭縣誌》來講，據《甘肅文獻總目提要》考察，在民國之前，歷史上就産生過萬曆《通渭縣誌》、康熙《通渭縣誌》（二種）、乾隆《通渭縣誌》、光緒《重修通渭縣誌》、光緒《續修通渭縣誌》、同治《續輯通渭縣誌稿》七種不同的通渭縣誌。這些方志文獻無疑爲研究通渭地方*治、經濟、文化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資料。此書著録書目以集部爲最多，衆多的作家别集及其版本信息，爲研究甘肅古代文學提供了豐富的書目文獻資料。正如武秀成先生在《序》中所説：“該《總目》廣搜博採，在上述諸家目録的基礎上，充分利用今人編纂的古籍總目以及各大館藏目録，並經過一定的實地搜訪，收録甘肅歷代學人著述多達二千一百餘種（除去甘肅現代行*區劃之外的學人著作），較此前各種地方文獻目録著録之數量有大幅的增補，是一部更能全面反映歷代甘肅學人學術面貌的地方文獻總目。”
二、書目體例完善
一部書目品質如何，就看它體例是否完備，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清代《四庫全書總目》等已爲我們編制書目做出了很好的典範。這部《甘肅文獻總目提要》分類主要依據《四庫全書總目》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在同類中則按作者時代先後編排。該書最有價值的工作就是爲每一部文獻均撰寫了學術性較强的解題，包括文獻的卷數、作者、内容體例、性質、價值、存佚、版本、流傳情況等，還包括對這些文獻在理論上的總體把握。書前以“前言”概括本書的編撰緣起、歷代甘肅文獻目録的編纂經過以及本書的體例與大致情況。書後附録“文獻索引”與“作者索引”，按音序排列，便於讀者研究利用。另外，書中插入書影餘幅，便於讀者直觀瞭解這些文獻及其版本情況。
章學誠《校讎通義叙》云：“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别，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5]這部《甘肅文獻總目提要》即是通過分類與解題考察研究古代甘肅的學術發展脈絡。
先説該書之分類。古人已認識到圖書分類的作用，如南宋鄭樵就十分强調盡可能地利用分類的方式來揭示圖書的内容思想，認爲“類例既分，學術自明”，[6]讀者自可“睹類而知義”。這部《甘肅文獻總目提要》，大類按經、史、子、集、叢書分編，大類之下又分出54小類，有經部12類，史部14類，子部13類，集部6類等。詳細的分類是目録中梳理文獻類型、展示學術源流的最佳方式。與古代重要書目對比，哪些設類，哪些未設類，就可以看出古代甘肅學人的學術用力所在及學術研究的特點。此書在每一小類下又按作者生卒年編列文獻，“在同一小類中，又按作者時代先後爲序，基本以生年爲準；生年不詳者，以卒年爲準；生卒年均不詳者，以同時代人爲準。‘叢書’一類，按照叢書完成的時代順序排列”（該書《凡例》）。這樣的分類對於讀者考察甘肅古代學術的發展脈絡及歷史狀態非常有利。正如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互著》中所云：“古人著録，不徒爲甲乙部次計……蓋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7]
此書目最大的價值，在於爲每部所著録的圖書文獻撰寫了詳略不等的提要。提要是對所著録的每一部書所作的綜述，包括該書内容提要及其得失評價、作者生平簡介、版本源流等，這是目録最重要的結構和内容之一，源於西漢劉向校書爲每一書所作“書録”。該書提要的撰寫就十分有價值，如《周易新傳疏》提要：
十卷，唐陰弘道撰。陰弘道，姑臧（今甘肅武威市）人。據《新唐書·藝文志》知爲南朝陳陰顥之子，曾任臨渙令。另著有《春秋左氏傳叙》一卷。《隋書·經籍志》云：“《瓊林》七卷。”小注曰：“周獸門學士陰顥撰。”《梁書》卷四十六《陰子春傳》附“陰顥傳”云：“孫顥，少知名，釋褐奉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宋馮椅《厚齋易學》附《先儒著述上》“陰弘道新論疏”條載：“《崇文總目》：‘《周易新論疏》十卷，唐陰弘道撰。弘道仕爲臨渙令，世其父顥之學，雜采子夏、孟喜等一十八家之説，參訂其長，合七十二篇，於易家有助云。’中興井氏皆無之，豈軼於兵間邪？”《新唐書·藝文志》作《周易新傳疏》十卷，鄭樵《通志·藝文略》作《周易新論傳疏》十卷。清朱彝尊《經義考》卷十四著録亦爲《周易新論傳疏》。民國《甘肅通志稿·藝文一》著録《易新傳疏》十卷，云：“陳武威陰弘道著。《舊唐書》載陰弘道《周易新論》十卷，名與此異。”按，作者時代有誤。張維《隴右著作録》據以著録，並附有馬國翰輯《周易新論傳疏序》。郭漢儒《隴右文獻録》卷五著録爲：“《易新傳疏》，十卷，今佚。”有清人輯本。《清史稿·藝文志》著録馬國翰輯《周易新論傳疏》一卷。《中國古籍總目》經部著録有清馬國翰輯《周易新論傳疏》一卷，《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對於武威學者陰弘道的《周易新傳疏》十卷，從作者事蹟、歷代書目著録到存佚、輯本情況均作出較詳細的説明，爲後人研究此書提供了許多有用的信息。又如《弘德集》提要：
三十三卷，明李夢陽撰。作者有《空同秘録》，已著録。該書繫夢陽於嘉靖三年（）編成，收入其弘治、正德年間所作詩首。“凡三十三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二百八十三篇，七言絶句二卷二百二十七篇，五言絶句並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詩集自序》），*虞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著録《弘德集》三十三卷，張維《隴右著作録》亦有著録，並録夢陽自序。郭漢儒《隴右文獻録》卷十一曰：“《弘德集》三十三卷，今佚。”此言不確，今國家圖書館藏有《弘德集》殘卷，收詩一千八百零七首，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以吏、户、禮、兵、刑、工分爲六册，缺吏、兵二册，有“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朱文印。上海圖書館藏有《李氏弘德集》三十二卷，即該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年（）張元學刻本。夢陽所作《弘德集序》中首次提出“真詩乃在民間”之説，表明其詩風自此有所轉變。
此條提要不僅對李夢陽早期詩集《弘德集》的著録、内容、收詩情況作出説明，而且就前人有關該書存亡之誤説作出糾正，並指出該書的現存版本及其書價值。可以看出編撰者對該書情況不是泛泛而談，而是經過了目驗與考察，對此書有深入的瞭解。該書目提要中對於作者生平事蹟及學術傳承、思想淵源都有介紹，這是難能可貴的。目録學家余嘉錫指出：
觀《别録》、《七略》之所記載，於作者之功業學術性情，並平生軼事，苟有可考，皆所不遺。使百世之下，讀其書者想見其爲人，高者可以聞風興起，次亦神與古會。凡其人身世之所接觸，懷抱之所寄託，學者觀叙録而已得其大概，而後還考之於其書，則其意志之所在，出於語言文字之表者，有以窺見其深。[8]
甘肅雖處西陲，經濟一直較爲落後，但是歷史上也曾有過輝煌的周、秦、漢、唐文明，也曾産生過像王符、皇甫謐、傅玄、牛弘、李益、李翱、權德輿、牛僧孺、王仁裕、李夢陽、胡纘宗、邢澍、張澍、吴鎮、王權、任其昌、李銘漢、李於鍇、劉爾炘等著名學者與作家，爲後人留下了較爲豐富的著述與文獻遺産。這些著名學者之外的衆多地方歷史人物，廣大讀者並不瞭解，因此，通過此書的提要，更多的讀者認識了古代甘肅的學人與作者，並瞭解了他們的事蹟與學術傳承。就拿古代的“關學”來説，陝西學界熟知的關學家有張載、藍田四吕、李復、范育、游師雄、種師道以及金元明清時期的楊奐、楊恭懿祖孫三代、吕柟、馮從吾、李二曲、李因篤、李雪木、劉古愚、牛兆濂等，他們都是關中人。衆所周知，明代陝西布*使下轄甘肅大部地區，因此，甘肅歷史上宋代以後也産生過不少理學家，其傳記並被張驥的《關學宗傳》或馮從吾的《關學編》所收録，如此書目中提到的明代甘州張鑒（著有《易占發蒙説略》等）、河州何永達（著有《春秋井鑒》等）、蘭州段堅（著有《柏軒語録》等）、肅州鄭寧（著有《文集》等）、清代蘭州蕭光漢（著有《闢二曲觀感録》、《富平答問》）等，其餘文獻記載的理學家也有不少，如明代有：寧州趙鳳、臨洮王歷元、秦安胡纘宗、平涼趙時春等，清代有：皋蘭王懷玉、肅州王琮、武威宋柏、正寧石攻玉、兩當荆維墉、通渭李南暉、蘭州盧*、通渭牛作麟、蘭州劉爾炘等，這些人均是甘肅歷史上著名的理學家，也均有理學著作傳世。這些人物的著述信息都是研究明清時期“關學”與理學發展史的最好材料線索。
三、學術價值明顯
目録學家姚名達説過：“我國古代目録學……其優於西洋目録者，僅恃解題一宗。”[9]故解題目録是傳統文獻目録學區别於現代文獻目録學的特色之一，最能體現“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宗旨，在傳統文獻學家心目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甘肅文獻總目提要》之所以價值巨大，就在於它是一部解題目録。汪受寬先生評價此書曰：“其提要對書籍的作者、籍貫、生平、成書情況、篇卷數、存佚、版本和流傳等問題多有考定，並對前人書目提要有所訂正，别出己意，成一家之言，學術性强。”書中訂正前人錯誤不少，如《武威韓氏忠節録》一書，張維《隴右著作録》著録爲“韓振先撰”，白玉岱《甘肅出版史略》著録爲“韓奉先撰”，[10]二説均不確。作者指出：
韓氏，指武威韓嘉業、韓振先父子，韓振先於道光年間曾任川北鎮總兵，《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九有《韓嘉業傳》，從中可知，韓嘉業之父韓增壽官涼標千總，在平定金川農民起義中戰死。韓嘉業官陝甘督標遊擊，嘉慶四年（）在與四川農民軍的戰鬥中陣亡。其弟韓自昌，官莊浪衛副將，也在這一系列戰役中陣亡，爲此，朝廷有詔在武威建雙烈祠以紀念。張澍感於韓氏一門忠義，遂輯録韓氏詩文等相關文獻，成《武威韓氏忠節録》。
因此，編撰者將此書繫於張澍名下是完全正確的。“該書目對前人著録的歸類不當，撰人事跡的闕如，非隴籍著者的誤收，圖書存佚的失考，以及原書内容的謬誤等方面的辨證，則顯示了其解題所藴含的較高的學術含量。如明代張鳴鳳之《桂勝》十六卷、《桂故》八卷二書，前賢所撰書目據方志改題作《桂勝集》與《桂故集》，又誤撰人作‘張鳳鳴’，並注‘今佚’，且望文生義以爲别集著作，今《總目》則一一爲之訂正，並詳注其版本藏所。”“再如《（順治）祥符縣誌》，該《總目》不僅指出其在治水史料上的價值，更指出其編纂倉促，在歷史沿革與内容斷限兩個方面含混不清的缺陷，並批評了其列孟子爲遊宦之首的不倫不類。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皆可見該《總目》絶非一般的陳陳相因、人云亦云之作。”[11]這是武秀成先生所總結的該書的學術價值，甚爲中肯。
值得注意的是，此書目幾乎所著録的每部書都標明存佚及版本，不僅如此，還糾正了前賢在存佚方面的錯誤，這就爲讀者或研究者提供了十分有用的文獻版本信息。如，胡纘宗的《胡氏詩識》一書，提要云：
郭漢儒《隴右文獻録》卷十二有著録，並注云“今佚”。不確。今人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著録爲：“《胡氏詩識》三卷，胡纘宗撰，存。《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二卷。”是。……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著録，該書現存明擁萬堂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亦收於明人鐘惺輯《古名儒毛詩解十六種》，書名作《新刻胡氏詩識》，三卷。
再如，明*諫《從古正文》一書提要云：
民國《甘肅通志稿·藝文一》著録五卷，並云：“《説郛》作六卷。”郭漢儒《隴右文獻録》卷十一有著録，並注云“今佚”。不確。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經部小學類著録其版本甚詳。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著録，該書現有明嘉靖十五年（）李宗樞石疊山房刻本，另有明嘉靖十五年李宗樞石疊山房刻、清吴騫跋本。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另外，“該書各部類著録文獻按其成書年代先後排序，是一個頗爲費力的學術工作，該書做得幾無瑕疪，顯示了著者深厚的史學功底。”[12]書後附録“文獻索引”與“作者索引”，按音序排列，便於讀者研究利用。書中還插入所著録書的重要書影餘幅，便於讀者直觀瞭解這些文獻的版本。這些都體現出該書目極高的利用價值。
綜合以上，《甘肅文獻總目提要》的問世，爲我國著述目録的寶庫增添了一種重要的地方文獻解題目録，該書目仿效晚清以來私家藏書目録與地方著述目録之體制，並繼承《四庫全書總目》與《隋書經籍志考證》的解題傳統，確立了較爲完善的類例，對每種文獻撰寫了内容豐富的提要，爲整理研究甘肅地方文獻，發揚傳承地方文化，實施“一帶一路”及絲綢之路文化建設戰略，提供了切實可靠的學術依據和文獻指導。
[1]此據汪辟疆：《目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年，第66—91頁
[2]侯印國：《清代私家書目考論?緒論》，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年。
[3]按，方志之藝文或經籍志别裁單行者除外，如《陝西經籍志》二卷，即爲清沈青厓《陝西通志》卷七四、卷七五《經籍志》改題之單行本。
[4]見王鍔：《張維與〈隴右方志録〉》，《西北師大學報》，年第4期，第22頁。按《隴右著作録》即在張維等所編纂的《甘肅通志稿?藝文》基礎上成書的。
[5]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
[6]鄭樵：《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六篇》，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
[7]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
[8]余嘉錫：《余嘉錫説文獻學?目録學發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47頁。
[9]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上海：上海書店，年，第頁。
[10]白玉岱：《甘肅出版史略》，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年，第頁。
[11]武秀成：《甘肅文獻總目提要序》，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年，第6頁。
[12]汪受寬：《甘肅文獻總目提要序》，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年，第2頁。
周日蓉.地方文獻書目編撰的最新成果——評《甘肅文獻總目提要》[J].历史文献研究(總第36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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